63期《語文建設通訊》

‧來論‧

“衣食住行”何時變成“食衣住行”？李學勇 (台北)

　　從貴刊86期（30頁）讀到周有光先生於2006年12月9日（時年101歲）所寫“食衣住行信”的大文, 覺得有點兒不太自然。果然在下文中, 周先生自己註解說：

“中國傳統說法‘衣食住’, 人生三件大事。孫中山加了一個‘行’字 (交通), 成為‘衣食住行’, 人生四大需要。現在, 要再加一個‘信’字 (信息)。”

既然知道中國傳統說法是“衣食住行”, 為什麼（在何時）改成了“食衣住行”了呢？

　　而且就在同期的22頁上, 張群顯先生的〈馬禮遜語文大事記〉中, 有1808年所記：

“馬（先生）穿唐裝, 戴上人造辮子, 留長指甲, 不但衣食住行漢化,……”

可見“衣食住行”的確是過去一般人的習慣用語。為什麼（自何時）改成了“食衣住行”了呢？

　　此一改變, 乍見之下, 好像不是問題。但若追究一下, 卻是時代變遷的必然結果。

　　衣服的重要性, 因為久已習慣, 沒有人會追究牠的含義。但自孟子時代, 就把羞恥心作為人類異於禽獸的重要依據。孟子曾說:“無羞恥之心者, 非人也。”平常讀書並沒有把這句話當作一回事。可是看到美國大學生為抗議越戰而發起的“裸奔”, 就會知道他們脫光衣服後為什麼不能大搖大擺, 慢步校園, 卻要用跑百米競賽的速度, 從這幢樓跑到那幢樓, 並且趕快披上預先準備的外衣。想想我們自己。假若沒有穿衣服, 誰能走出房門？我們修習植物學的人都知道:“人怕沒臉, 樹怕沒皮”。人類如果失去顏面, 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

　　可是時代真的是變了。尤其在台灣。當年（1895年）台灣遭滿清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台灣仍處於一般舊道德的社會, 遵循舊禮教“禮義廉恥”的習俗。但是受日本高壓利誘的殖民統治之後, 到了1921年（大正十年）蔣渭水先生以日文發表的“臨床講義”中所描寫的台灣, 卻已是：

“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慾極強……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

這是2007年7月9日, 屏東的吳榮鎮教授, 為兩位總統候選人討論台灣民族巨人蔣渭水先生的貢獻當天, 在台北市的《聯合報》上紀念蔣渭水的文章中, 抄錄了蔣氏在日人殖民懷柔政策下的台灣社會。借以提醒台灣民眾反省日人殖民的影響。而在文中說: “對照今天亂象, 上述症狀更加惡化。”

　　台灣社會在以前, 從來沒有人說“食衣住行”。只是在十數年前, 有知名的文化人以“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的諺語, 證明“食”比“衣”更為重要。就提出“食衣住行”的成語。實為放棄知恥的“衣”而提倡現實利益的“食”。力倡“食衣住行”的習語。而社會各界（包括報刊和電視界）都風行草偃地順口成章。到現在幾乎已經忘掉了周有光先生所寫的“中國傳統說法”。甚至沒有人知道“衣食住行”才是正統的說法。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改變只是一種“順口溜”而已。其實已經表現出台灣社會貪腐、虛榮、恬不知恥的墮落現象。希望兩岸三地的有知之士, 趕快恢復周有光先生的呼籲, 提倡知恥反省的習俗, 不致使中華傳統文化更行沈淪。 □

‧来论‧ 也谈“你好”与“再见” 赵运普 (河南新乡市)

　　贵刊85期65页载杨永泉先生《〈红楼梦〉中的“你好！”》一文, 我们就此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 文中就王蒙先生关于“你好”这个词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看法向王先生质疑,举出了《红楼梦》中“你好”4个例句。我们认为, 说“你好”并非由俄语翻译过来, 而是汉语中早已有之的寒暄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你好”是一个词, 是一个“礼貌词”, 那就值得商榷了。实际上,“你好”是一个短语（词组）, 而且是一个自由短语,“你”和“好”各自是一个词, 所以各种汉语词典均未收入。“你好”作为一个短语, 带上了独立的语调, 书面上用了句末点号问号, 由此而成为一个句子, 因此说它是一个寒暄语则可, 说它是一个词、一个礼貌词则不可。

　　第二, 文中还谈到“再见”一词。王蒙先生认为“‘再见’, 这也不是生活中来的, 也不是古文中来的, 古文中相别的时候没有这种礼貌词的吧？”杨先生也就此向王先生质疑, 并且举出了《红楼梦》第三回的一个例句：“王夫人因（对黛玉）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 再见罢。’”对此, 我们要做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 王先生的意见和杨先生的看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再见”是汉语中历史极为悠久的一个词。据《汉语大词典》, 早在《孔子家语‧致思》中就出现了,“往而不来者, 年也; 不可再见者, 亲也。”不过, 起初“再见”是“再一次见面”的意思。由此可见, 作为“临别套语。表示希望以後再见面”的“再见”是“再一次见面”的直接、自然的引申。因此我们认为王蒙先生的意见是欠妥当的。同时, 杨永泉先生的引文舍弃了上下文环境, 大有断章取义之嫌。我们重读《红楼梦》第三回发现, 在“王夫人因（对黛玉）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 再见罢。’”之前, 是黛玉先到大舅（贾赦）、大舅母（邢夫人）处拜见後, 接着来拜见二舅（贾政）、二舅母（王夫人）的, 王夫人绝不至于一见面就用“临别套语”来下“逐客令”赶黛玉走。况且在引例之後, 还有王夫人的一大段话和相关情节可以左证。王夫人告诉黛玉, 自己的“孽根祸胎”宝玉如何性情乖张等等, 直至“一个丫鬟来回话说, 老太太那传晚饭了, 王夫人”方才“忙携了黛玉, 从後房门由後廊往西”去贾母处用饭（据海燕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006年9月第2次印刷周汝昌精校本《红楼梦》八十回《石头记》40-42页）。可见, 引例中的“再见”并非今天所谓“临别套语”的“再见”, 而是：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 你今日见不到他了, 以後有机会“再”“见”他罢, 这个“再见”也不是一个词, 也应该是一个短语。此见不知当否, 请方家, 也请王、杨二位先生赐教。

【编者讨论】

　　中国近现代称呼、寒暄语、客套语, 本会刊物也经常讨论, 例如1997年8月第13期的《词库建设通讯》便曾刊出著名歌词作者王健女士的“老北京的问候、告别及寒喧语”一文。她在文章结尾说：

　　问候用语自南而北变成“你好！”“再见！”大约是在“五四”以后或更晚一些时候, 在文职人员或文人中共用。如今, 在学生中间, 则一律变成:“哈啰！”“OK！”“拜拜！”这样的三部曲了！

《词库建设通讯》主要讨论外来概念词, 兼及外来修辞。像早期的“你好”“再见”“再会”多半是由早期的翻译小说、话剧、电影引进并广为传播, 犹如上面提到的“OK”、“拜拜”现在由传媒、电邮广为传播一样。

由于个别汉字结合的灵活性以及可以望文生义, 由于旧词可以有新义, 因此语义的变迁往往不易察觉。学者最先研究的是外来概念词, 例如研究“民主”、“革命”、“封建”等词的古今异同, 较少涉及民众的日常用语。

现代的民众日常用语, 往往首先在早期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里出现, 然後用作书生口语, 但像“午安”、“下午好”、“晚安”“晚上好”, 作为口语, 则是很晚才出现的现象了。至于“早安”, 很早便出现在大量生产销售的、印有“Good Morning 祝君早安”的白色毛巾上, 但是“早安”却从来没有转化为口语。

王蒙先生认为“你好”来自俄语, 可能他在青少年时代接触俄语比较多。“再见”“再会”也可能早期直接译自法语的 au revoir 和德语的 auf Wiedersehen, 反而字面上与英语的 good-bye 关系不大。再就方言区来说, 1950年代的香港说“再见”、“再会”颇有书卷气, 也许现在仍然是这样; 上海话只说“再会”, 从来不说“再见”, 因为上海话“再见”不顺口。 □

‧出版消息‧

英语新期刊《Macrolinguistics》出版

一份英语新期刊《Macrolinguistics》(宏观语言学) 已于2007年5月创刊, 该刊为专门发表非印欧语圈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刊物全部用英语发表, 非英语稿件可代为译成英语。创刊号作者有：吴洁敏、刘大为、黄自由、鲁国尧、王珏、马清华、江荻、乐明、胡范铸、樊小玲、柳士镇、纪云霞、李开、黄卫峰、魏向清等。刊物由“美国学习出版社”出版, 联络地址为：

The Learned Press: 9 East 37^th Street, Suite: WL, New York, NY10016, U.S.A.

Phone: 646-831-8213. FAX: 413-826-8213. E-mail: Macrolinguistics@gmail.com

‧来论‧

二十四节气农历自然历法李友仁 (重庆)

　　贵刊第86期第15页, 史光筠先生讨论“节气”说:“节气在阳历中是基本固定的”。我们现在采用公历纪年, 公历是阳历, 其实阳历的创始国是中国, 中国人在伏牺氏前的远古之末（距今约万年左右）, 用立杆观察杆影法, 知道杆影是太阳光被杆遮檔造成的, 就以阴影为阴, 无阴影为阳, 由此创立八分历法, 故称太阳历, 简称阳历。

八个节气就是八分历法,中国上古之人就将回归年的八节再一分为三成为二十四节气, 每个节气相距 15 或 16日, 约长于阴历的半个月。遂定一回归年为十二月, 定三年加一个闰月, 五年再加一个闰月, 十九年加七个闰月, 就叫阴阳合历, 也称农历。习惯上又把阴阳合历简称阴历, 因此把阴阳合历说成农历是正确的, 把农历说成阴历, 作为一种习惯无可厚非, 指出其不合科学和实际也有必要, 但不必当作大事来争论。

中国人有了阴阳合历就不给阳历分月了, 如果要分也不会是现行阳历（公历）的分法, 必然会以冬至後之日为一年之始, 1、3、5、7、9、11 六个小月, 每月30日; 2、4、6、8、10 为大月, 每月31日; 12月平年为小月30日, 闰年为大月31日; 全年365 或 366日。那就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无宗教色彩、无权威色彩的自然历法了。

【编者讨论】

　　李友仁先生一向是本刊热心的读者。李先生来文甚长, 我们只撷取其中一部分, 抱歉！他提出的“立杆观察杆影法”的确古已有之。现在不妨在小学引进, 作为启蒙实验, 不需经费, 但对启发民智大有裨益, 何乐而不为？

无独有偶, 香港郑培凯教授最近也谈这个问题。他今夏到过台北, 朋友对他说:“怪哉, 怎么阴历的节气这么准, 大暑这一天刚好就热到了极致？”郑说,“老兄,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农历不错, 可不是阴历, 是和公历一样的太阳历。”郑又写道,“……这问题, 从来就困扰一大批现代中国人, …… 香港中小学通识教育是该教节气, 以免下一代的记者还来问这样的问题。”（见2007年8月4日《明报》。）看来, 不但小学生, 成人也应该来补做古人“立杆观察杆影法”的实验。

李先生提到“自然历法”, 这里补充几句。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中说：

“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 更不用十二月, 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 惊蛰为仲春之一日, 大尽三十一日, 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 永无闰馀。”

　　历史上, 自然历法也曾实行过。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了法兰西共和历, 每年从秋分开始, 一年12个月, 每月30日, 年终剩下的五六天作为节日。月的名称为秋季的葡萄月、雾月、霜月; 冬季的雪月、雨月、风月; 春季的芽月、花月、草月; 夏季的收获月、热月、果月。但至今只剩下几个历史名词供人凭吊如:“热月9日”(1794年罗伯斯比尔垮台);“雾月18日, 18 Brumaire”(1799年拿破仑雾月政变)！

　　1851年太平天国也曾颁布“天历”, 以立春为正月初一, 24节气固定在初一、十六或十七。著名学者董作宾曾说：天历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又颇合理想标准的特殊历法！

　　最後, 让我们审视本题与语文的关系。归根结柢, 可能是由于国人喜欢创新词, 也喜欢把语词简化, 因此把思想也搞乱了, 简化了。既是阴阳合历或阴阳历, 又创新词“农历”(应是在民国初年), 又简化为“阴历”, 教人无所适从。同理, 把“洋紫荆”简化为“紫荆”也是把思想搞乱了, 简化了。

　　因此, 我们说, 不但需要语文建设, 还需要思维建设。 □

‧來信‧ “周年”和“周岁” 徐忠浩 (上海)

　　贵刊第86期第20页“编按”说:“在此欢庆周有光先生诞辰101周年期间……”, 其中“周年”应该使用“周岁”。

　　[ 编者答：对, 应该用“周岁”, 感谢徐忠浩先生的指正。]

‧來信‧ “蒙古国” 林新昌 (上海)

　　1. 贵刊第86期第69页提到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十多年前早已改名, 先是改为“蒙古共和国”, 後不久再改, 现在称“蒙古国”。

　　2. 同页提到关于蒙古人 Khamchia Ganbold 等的“汉名”和“音译汉名”。他们其实没有“汉名”, 既然没有“汉名”, 还用得着“音译汉名”吗？

　　[ 编者答：感谢林先生关于第1点的指正。关于第2点, 也有道理。再试举中文名译成“英文名”的例子：“孙逸仙”的“英文名”是 Sun Yat-sen。Sun Yat-sen 果真是“英文名”吗？不是, 它是“从中文名用英文字母转写成的姓名”,“英文名”只是不得已的简称。香港许多机构发出的表格, 填写者既要填“中文名”, 也要填“英文名 (Name in English) ”, 也是这个意思。“Name in English”比“English Name”较好。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员表格, 会员要填上“姓名”和“英文或惯用罗马字母拼式”。要填上“英文名”或“英文拼式”, 大家都懂; 要填上“惯用罗马字母拼式”, 不一定懂。]

‧消息‧ 电脑速记网上教学

【本刊消息】电脑速记（陈氏音速码, 见本刊第85期第28-31页）已在网上进行教学。在“地址”栏输入并单击 www.yinsuma.com 或 www.yinsuma.cn 即可进入“电脑速记茶座”园地。

‧来论‧

“领导人”与“领袖” 张成觉 (香港)

拜读第86期第42-43页田惠刚先生大作，觉得他所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从本质上来说，“《华商报》使用‘领导人’来为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一把手）定位”，属于政治问题，绝非学术讨论所能解决的。但这种讨论有助于加深对内地文化的了解，故本人不揣浅陋，也略陈管见。

田先生认为，作为“中国西部第一大报”的《华商报》如此用词，“即使不是大错，也是很不严格的”。其实，《中国国民党历任领导人》这个标题，属于百份之百的“政治正确”，并且必然事前经过“严格”的审查。因为，这种提法，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或新闻办、对台办发言人相同，更与中央领导人讲话口径完全一致。

这里不妨回顾一件事，1958年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澎金马同胞书》，就用了“你们的领导人”这种提法，实际指身兼国民党一把手和台湾总统的蒋介石。该文是毛亲自起草的。毛深谙中国文化，天无二日，他绝不会称蒋为“总统”，因为那意味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也不会称之为“总裁”，因为那时国共两党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直到文革结束後才开始有所鬆动）。现任的第四代中共领导人依然奉此为圭臬。不过，出于统战的需要，跟在野的台湾国民党已经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故作为历史资料的文章中，“总裁”可以堂而皇之地见于栏目。

以上背景，相信田先生自必清楚，奇怪的是文中建议改用“领袖”一词，那不更犯了大忌了吗？内地尽人皆知，“领袖”早已单数化甚至定于一尊。虽然毛在70年庐山会议引用列宁谈“领袖”语录时，承认在党内“领袖”不止一个，可是自45年中共“七大”之後，党内就只有独家“领袖”！66年再加上“伟大”作为定语。76年毛仙去，钦定接班人华继任“领袖”，定语为“英明”！华下台至今，“领袖”已在内地尘封。而既然拥有七千万党员的全球第一大党，其最高领导都无人够格称为“领袖”，则国民党的领导人又怎么配用该词？

文中引用《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对“领袖”的释义，其实二者均有脱离实际之嫌。笔者49-88年长居内地，近年亦常往返中港之间，从来未见未闻有称“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为“领袖”的，书报上、口头上都没有。

至于采用“党魁”、“首领”为国民党一把手定位，亦均未见合适。“党魁”于49年後即于内地罕用（“罪魁”则常用，但往往与“祸首”相连）；“首领”也属少见，偶有使用，大抵具贬义。这应是内地的国情，不知田先生何以未加考虑？。

此外，文中谈到“建国初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七名常委，即：毛、刘、周、朱、陈云、林、邓。”此说不确。建国初期 (56年9月“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是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为毛、刘、周、朱、任弼时。文中所提的政治局七常委，是58年“八大”二次会议产生的。56年“八大”产生的常委只六名，无林彪。但无论五大书记，六常委或七常委，除毛之外其他人均无被称作领袖。 □

‧报道‧

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十周年纪念聚会

暨第十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民间汉字书同文十周年纪念文集》出版

　　2007年8月1-2日, 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十周年纪念聚会暨第十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美国、澳大利亚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和新老朋友前去参加。研讨会先後由俞步凡、孙剑艺、周胜鸿、倪永宏主持。致词及宣读论文的有：彭嘉强、陈明然、李公燕、李牧、戚桐欣、冯寿忠、周胜鸿、王品正、王尧世、费锦昌、汪翔、杨志浩、石月明、张时钊、孙剑艺、陈泰、余晞慕等。

　　本次研讨会十分成功。研讨会并建议改革《汉字书同文研究》论文集的出版方法, 建议出版《汉字书同文研究》论文集的“网络版”和“电子版”。今後, 希望作者提供论文的电子文本,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结集出版。

　　今後, 凡是有关论文集和研讨会的事项, 可与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上海浦东华夏东路1152弄 (沙田公寓) 27号202室）及其上海代表处（上海市张江高斯路999号）、成都办事处（成都市红旗巷3号9-3-102）联络。

　　《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十周年纪念文集》(陈明然主编) 和《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十周年纪念光碟》同时在此次会议上正式出版、发行。

[本刊讯] □

‧报道‧

第二届香港旧体文学研讨会顺利举行

《文学论衡》第11期出版

　　第一届香港旧体文学研讨会曾于2004年8月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研讨会部分论文曾在《文学论衡》第5期第6期上发表。事隔三年, 第二届香港旧体文学研讨会又在香港中文大学顺利举行。这次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该校的联合书院、逸夫书院及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联合主办。作主题演讲的有[香港] 何文汇、[广州] 陈永正, 作总结报告为[香港] 黄坤尧。参会的有来自香港、内地、台湾、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地的学者, 共提交论文近七十篇。

第一届研讨会主要讨论香港旧体文学。本届研讨会论文内容则广泛得多, 涉及各地清末民初以来旧体文学。第12期的《文学论衡》将为本研讨会作详细报导。

又讯:《文学论衡》总第11期已于2007年8月出版, 该期作者有：邹陈惠仪、胡文炜、张德明、徐玮、马显慈、黄维樑、诤友。 [本刊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