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双语教育框架内推行独特的语文教育

 

冯传璜^*

 

 

前 言

　　语文教育在任何国家的教育体系中, 总是占据重要的位置, 因为语文不仅是人们传递信息, 交流思想经验的工具, 也是学习其它学科的教学媒介语。当今世界,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一些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语文, 已经被列为别国必须学习的外语, 由此可见, 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 新加坡在独立前华人社群的发展

　　新加坡在1965独立前, 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最高的行政长官是总督。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 从柔佛苏丹那儿取得统治权, 便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和 马来亚引进大批劳工, 从事开发与建设新加坡的工作。这些劳工在当地落地生根, 成家立业, 形成多元种族, 多种语言文化的社会, 对当地作出卓越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 新加坡发展成远东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岛内有良好的基础措施, 如可供万吨以上货轮停靠的深水码头, 连接星马的铁路系统, 有通往国外的国际航班, 有健全的公务员服务制度 (Civil Service System) 即所谓的软件, 有严谨的法律系统, 还有与马来亚分享的大专高等学府等, 为新加坡独立后的发展打了一定的基础。

　　在五十年代约二百万人口中, 华族⁺ 占 76% 强, 马来人占 14%, 印度族占 7.9%, 其馀为欧亚人。欧亚人以英文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 马来人主要讲马来话; 印度人讲淡米尔语, 少数讲锡克语。华族大多数讲闽粤方言, 少数讲华语 (普通话)、上海话、山东话。早期华人与当地马来人通婚后, 土生土长的华族后裔称为“峇峇与娘惹”。他们的生活习俗保留了华族的传统, 但也掺杂了马来人的习俗, 铸造了独特的“峇峇文化”。他们基本上讲马来语, 但在口语中参杂闽南方言的词汇。各民族和谐共处, 求同存异, 保存了各自的语言文化传统。

 

2. 语言文化是华族凝聚的核心力量

2.1 华人社群的用语

　　远在距今500年前的明朝郑和下西洋时, 华人早就到南洋来谋生了。早期南来新加坡的华人, 大体上是来自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 少数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地。来自广东的广东人、梅县人、香港人大多数住在大坡海山街一带; 来自福建的大多数住在大坡的厦门街一带; 来自海南的文昌人、海口人大多数住在海南街; 潮州人大多数住在后港一带。这些华族人士为了联络乡谊, 促进团结, 纷纷设立各自的宗乡会馆, 照顾会员及子女的福利。他们离乡背井, 到海外谋求生存发展, 但始终不忘本族的语言文化传统, 对于母语教育, 更是不遗馀力地维系着。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华族同胞, 大家集腋成裘, 合资兴办学校, 从中国引进师资, 教导华族子女学习中文, 传承中华文化。由于早期华族是根据来源地的籍贯和所讲的方言而聚居的, 组织了宗乡会馆后, 由各自的宗乡会馆兴办学校。其中知名的有福建会馆开办的爱同学校, 光华学校, 南侨中小学; 海南会馆开办的育英中学、培群小学; 福州会馆开办的三山学校; 潮州会馆开办的端蒙中小学及后期开办的义安工艺学院和义安大学 (停办); 客家会馆开办的启发小学, 兴安会馆开办的宏文学校; 广东会馆开办的养正学校; 以及华族同胞共同开办的中正中学、华侨中学、中华女子中学、南洋女子中学, 以及汇集东南亚华族侨胞共同创办的南洋大学。至此, 华文教育可说是达到了高潮。这个时期的华文源流学校, 主要教学媒介语为华文。华文是第一语文, 英文为第二语文。由于当时华人社群盛行讲方言, 家庭用语以方言为主, 学生在校的华文学习得不到社会与家庭的支持, 这种不协调的语言环境大大不利于华族语文的学习与推广。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民选政府上台后。

 

2.2 实施双语教育的背景

2.2.1 由多种语文教育到双语教育

　　1959年, 新加坡民选政府上台后, 由于华人社群仍然盛行讲方言, 在英文源流学校华文被称为方言科 (vernacular subject), 华文教师被称为方言教师 (vernacular teacher)。上华文课的时间经常因为行政的问题而被剥夺或取消。华文教师经常被安排上其它科目的课, 增加华文教师的负担。多数英校校长及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多数不懂华文, 对学生的华文学习未能起鼓励与支持的作用。学生既没有华语文的语言背景, 对汉字有抗拒的心理, 实在没有学习的兴趣和意愿, 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建国的需要, 民选政府必须培养人才, 特别是双语的人才, 奠下双语教育的基础。在殖民政府的统治时期, 教育主管部门只照顾英文教育, 其它种族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华族社群对此表示十分不满, 也担心政府会消灭华文教育。1956年, 新加坡发生的学潮, 催生了一个由政府委任的“新加坡议会各党派教育委员会”, 研究与检讨华文教育问题, 并向政府提呈报告。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

　　(1) 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学校

　　(2) 学校至少教导两种语文

　　(3) 各源流学校必须采用共同的课程标准

2.2.2 推行华文教育改革的措施

　　为了落实各党派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 民选政府于1963年公布了由新加坡大学副校长 林溪茂 教授领导的《新加坡调查委员会报告书》肯定了各党派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对双语教育的建议。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后, 政府为了改善华文教学, 提高教育素质, 教育部在1969年邀请了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及太平洋区语文部主 任杨觉勇 教授到新加坡访问, 并针对改善华文第二语文教学问题提出建议。 杨 教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 新加坡应该设立一个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研究中心。

　　(2) 新加坡应该选派教师到海外接受第二语文教学的训练。夏威夷大学、亚洲及太平洋区语文部将提供奖学金给新加坡教师接受第二语文教学的训练。

　　(3) 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团体, 对本身的专业进行研究, 并向教育部提出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4) 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应该经常接受短期的在职训练, 以及吸收最新的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水平。

　　(5) 重视精通两种语文或多种语文的教师, 并给予奖励。

　　为了坚定推行双语教育政策, 新加坡教育部进一步颁布了以下措施：

　　(1) 从1965年起, 规定第二语文为小学离校考试 (PSLE) 的必考科。

　　(2) 从1965年起, 中一学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

　　(3) 从1965年起, 第二语文为新加坡剑桥普通水平 (“O”Level) 考试的必考科。

　　此后教育部长在多个不同场合都强调第二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各语文源流学校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英文就理所当然成为各语文源流学校的第一语文, 母语为第二语文。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模式基本成型。

 

3. 新加坡在双语教育框架内推行独特的语文教育

3.1 语文教育是双语教育政策的核心

　　新加坡地小人多, 资源有限, 人力是重要的资源。新加坡在建国的过程中实施双语教育, 培养专业科技人才, 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举世闻名。然而, 新加坡是在双语教育框架内, 推行具有特色的语文教育这点鲜为人知。

　　新加坡从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文化、多宗教组成的移民社会, 到独立自主建国, 语文教育一直是国人最关注的课题。在比较复杂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 难免会因语言文化的差异而产生误会, 即使在本族之间, 也由于方言的差异而产生误解。这需要领导人采取有效的语文教育措施去解决。

 

3.2 语文教育的改革措施

　　在任何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文化的国家, 语文一向是敏感而棘手的课题, 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 主管教育部门的人更是任重道远。新加坡政府在最高领导人主导下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 从社会、学校、家庭三方着手。在四大语文源流体系中, 英文源流、马来文源流、淡米尔文源流学校中, 语文教学的问题不大, 唯独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强的华族的华文教学问题错综复杂, 需要时间、耐心和技巧去处理。华人社群所关心的是华文学习水平问题。新加坡教育部于是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提建议, 然后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去解决。这些措施分为教育体系内和教育体系外两种措施。

 

3.3 教育体系内的华文教学改革措施

3.3.1 修订语文教学课程标准及实施纲要

　　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 人们最关心的不外是语文教学的活动、教师资历、课外活动及语文学习水平等。对于决定校内外一切学习活动的课程很少人会关注。

　　凡是熟悉校内正规学习活动的人都知道, 校方是按照教育部颁发的课程纲要安排学习活动, 认真执行, 未经教育部许可, 不得擅自修改。比如课本的采用、课堂的教学时间、各学科的教学时数、考试的比重、课外活动的时数, 都是课程纲要内规定的, 事前没有作研究就冒然提出质疑指责, 难免会失焦。由于旧的课程标准及实施的纲要不能真实反映独立后双语教育的精神, 所以作出适度的修订是必要的。

　　在课程标准修订之前, 各语文源流学校没有统一的语文教材, 各校各自为政。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新加坡教育部成立了一个课程发展署, 专门负责编写统一的新语文教材, 分阶段在各语文源流学校使用。

 

3.3.2 重新编写中小学语文教学

　　在1980年初成立的课程发展署, 附设在教育学院。发展署有四个语文源流的教材组, 还有附设的视听教材组, 所有的教材必须根据教育部的课程纲要编写, 特别是中小学的华文教材, 还必须参照《中小学华文字表》, 汉字的使用控制在3000字范围内。所有编写的教材, 都必须在选定的学校试教, 经审定合格后才能编印成书。

 

3.3.3 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华文教学的语音工具

　　新加坡在独立前后的一段时期, 华文教学采用的语音工具是“注音字母”(注音符号)。自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 汉语拼音在中国国内外普遍采用作为教学汉字的注音工具。

　　1973年教育部仔细参考了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以台镇 华 博士为首的研究报告, 决定推行汉语拼音作为教学的语音工具, 以减轻学生学习华文的负担。同年11月教育部长 李昭铭 博士正式宣布由1974年起全面推行汉语拼音作为华文教学的语音工具, 以取代注音字母。1991年至1999年之间, 汉语拼音教学时间起点由小学四年级提前至一年级, 换句话说, 最早由一年级开始可以教导汉语拼音。由1999年1月开始全面开始实施先教汉语拼音后教汉字的教学。汉语拼音的推行对华文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0年教育部宣布从来年起, 启蒙及一年级入学华人新生, 班级中点名簿内的学生姓名改用汉语拼音, 出生证书的方言拼音姓名, 则排列在汉语拼音之后, 致使大部分华族家长在为新生婴儿报名注册时, 改用汉语拼音, 消除华人姓名英译时产生混淆的现象。

 

3.3.4 采用简化汉字

　　新加坡于1969年公布了“502简体字表”录取了67个与中国相异的简体字如 飞 (飞)、场 (场), 无 (无) 等, 11个中国没有简化而新加坡特用的简体字, 在教学上和应用上都造成不便、在1967年修订的《简体字总表》, 删除了上述两类简体字, 从而使得新加坡与中国简体字取得统一。

　　简体字的推行使用,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帮助学生减轻书写汉字的困难, 对华文学习产生积极作用。

 

3.4 教育体系外的华文教学改革措施

3.4.1 举行推广讲华语运动

　　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 先生在1966年对各选区进行巡视访问时, 发现很多英文源流学校的华族学生, 他们口头上华语表达的能力很差, 就其原因是当时华族家庭多数用方言交谈, 华族社区盛行讲各籍的方言, 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

　　双语教育在新加坡实施了十四年之后, 社会上仍盛行讲方言。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自然对华族学生接受双语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于是总理在1979年发起了以“多讲华语, 少说方言”为主题的讲华语运动,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并且成立了全国讲华语运动委员会跨部门推广华语。这顶由讲华语运动委员会举办的活动, 深入各社区, 成功地改变了华族社会的语言习惯, 促使华语逐渐成为华族人士的通用语言。

 

3.4.2 扩大汉语拼音的使用范围

　　新加坡教育部推行汉语拼音原本是为帮助学生解决华文语音的困难, 但却在推广讲华语运动方面帮上忙。当时所有推广华语运动的宣传海报, 学习华语的小册子, 打电话学华文的课本, 包括文化部出版的地名、街名、巴剎小贩中心的食物食品名称, 中元会的福物名称, 一律都在汉字旁注上汉语拼音, 使汉语拼音的使用范围扩大了。影响所及, 华族人士为新生婴儿报生注册时用汉语拼音, 许多幼儿园的华语学习班也都教导汉语拼音。甚至连非华族人士也借助汉语拼音学习华语, 促进各种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结 语

　　新加坡是一个土地资源有限, 人口众多的小国, 由多元民族、多语言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移民社会。语言、风俗习惯差异大, 如何有效的互相沟通交流, 这是国家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经过多次深入民间巡视访问, 听取意见之后, 领导人作出了决策, 在双语教育框架内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语文教学时间和华文接触时间, 推行独特的偏正结构的语文教育, 取得如下显着的成就：

‧ 新加坡保存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和 欧亚人的语言文化传统。

‧ 英文、华文、马来文 和 淡米尔文同列为四种官方语文。

‧ 英文使新加坡与国际接轨。

‧ 英文是国内的行政语文、法律契约条文、商贸经济、科技领域用语。

‧ 英文是新加坡教育体系内的第一语文, 也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 英文是国内海陆空交通设施的主要用语。

‧ 英文是各民族的通用语。

‧ 华语是华族社群的通用语。

‧ 华文是统一华文源流学校的第二语文。

‧ 政府挑选十多所中小学原华文源流的学校作为特选学校, 英文和华文列为第一语文, 但是英文仍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参考文献

1. 陈武德学士学位论文《汉语拼音对新加坡的华文学习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及新加坡新跃大学, 2008年。

2. 新加坡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协会《创会年刊》, 1970年; 定期刊物《语文》, 1976-1988年。

3. 冯传璜着《汉语拼音教材与教学法》,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0年。

4. 卢绍昌着《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 金昌印务出版, 1984年。

5. 翁世华着《华文第二语文教学论丛》, 新社学术丛书, 1972年。

 

　　谨以此文纪念前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 任卢绍昌 先生。         □

 

 

卢绍昌 先生

 

 

　　 卢绍昌 先生 (1932 ^– 2010.8.13) 为新加坡前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以优异成绩负笈美国, 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回国后, 历任前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任, 曾协助文化部编写公务员华语会话课程, 并任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顾问, 协助文化部翻译主 任李成业 先生完成一系列有关华语规范化工作, 如地名、街名统一名称、小贩中心食物食品统一名称、电讯、通信统一名称等, 皆采用汉语拼音注音; 积极参与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

　　新加坡教育部于1976年7月6日成立了一个“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 委员包括教育部、文化部、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育学院、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教师总会、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协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中华总商会的代表, 阵容强大。这个委员会负责审定由华语研究中心草拟的《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 并参考公私机构、地方政府部门对这种改革的反应和建议, 完善应用文改革大纲内容后, 由教育出版社出版。

　　华文应用文改革的目的是简化应用文的格式和称呼, 提倡直话直说、明明白白的方式。改革的范围包括：便条、私函、启事、章则、证明书、会议记录、请柬, 缘起和宣言。有关华文应用文改革的概况, 请参考尚手《新加坡推行华文应用文改革的概况》,《抖擞》, 1977年11月。

                                                           冯传璜

                                                           2012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