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输入为好。
主要参考文献：
1.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化字总表》，1986年。
2. 冯寿忠《“非对称繁简字”对照表》，载沈克成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1辑，气象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
和谐体弥补“一简对多繁”的缺陷 李树德
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的《简化汉字总表》中，简化汉字共有2237个 (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5字)。这些简化字都包含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所收录的7000个通用字中，使用频率相当高。因为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加之数量巨大，所以在对汉字进行简化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做到，或者说不可能做到简化字和繁体字一一对应，也就出现了“非一一对应简繁字”(包括“一简对多繁”和“一繁对多简”两类)。本文主要探讨“一简对多繁”的情况。根据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书同文课题组”的研究，通用类的“非一一对应简繁字”有100组左右，学術类的“非一一对应简繁字”有200组左右。其中“一简对多繁”，是指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繁体字，究其根源，是当初以“同音代替”做为一种重要的简化方式而造成的。在人们长期的使用中，这类“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常给我们带来诸多不便，有时还会产生了一些误解。主要表现如下：
1. 不同名姓变为同名同姓
简化字“钟”对应两个繁体字“鐘”和“鍾”。我国著名的学者和作
家钱鍾书
先生的名字使用简化字後就成了“钱钟书”，而另有一人的名字叫钱鐘书的，简化後也成了“钱钟书”。这就造成本来不同名的两个人，成了同名人，引起混乱。所以，
钱鍾书
先生生前对把他的名字中的“鍾”简化为“钟”大不以为然，曾对友人说“钱钟书”不是他，自己也从来不把“锺”写成“钟”。这样造成的混乱情况非常之多，特别是名人。“文徵明”和“文征明”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人名，简化後成了同一名字。“徐幹”、“徐乾”和“徐干”是三个人的名字，简化後成了一个名字“徐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 文化意义消失
众所周知，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特色。“一简对多繁”这一现象的存在，某个繁体字与另外一个或多个繁体字共同对应一个简化字，致使原来繁体字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消失。例如：我国第一位象徵派诗人、中国雕塑界泰斗李金髪 (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淑良。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 法国 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髪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髪。因为简化字“发”对应两个繁体字“發”和“髮”。所以简化後的“李金发”这个名字，原来所含的文化意义也就消失了。
3. 造成歧义
由于“一简对多繁”，就造成了某些词语中的简化字可以理解为多个繁体字，而不能确定它所对应的到底是那个繁体字，这样就产生了歧义。例如：医学上的科技名词“干细胞”一词中简化字“干”对应的繁体字有“乾”和“幹”两个，所以，对“干细胞”就可能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幹细胞”(主干细胞 stem cell)，另一种理解是“乾细胞”(脱水细胞 dehydrated cell)。当然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
简化字“脏”对应的繁体字是“髒”和“臟”。下面这个句子：“他买的猪心脏”，到底是他买了猪的“器官”，还是他买的那个东西“肮脏”呢？当然人们会说，在特定语境和上下文中是可以分辨的。但是，不能说我们可以完全避免这样的歧义，而且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那么，这类由“一简对多繁”造成的缺陷和误解如何克服呢？现在我们的书同文研究者已经找到了一条克服缺陷，使之优化的途径和方法，那就是使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所倡导的“和谐体”。“和谐体”是以规範（简化）汉字体系为基础，对其中非一一对应的简繁字进行调整，恢復使用在调整後失去对应对象的部分繁体字，并让经过调整的相关简化字回归其传统字义。目前，“和谐体”的研究已经渐趋完善，并开发出了相关应用软件。
令人可喜的是，一些语文研究和出版单位在其工作实践中也不同程度地贯彻了“简繁和谐”的理念，与“和谐体”的主张不谋而合。近年出版的第六版《辞海》的人名词条全部使用了“和谐体”。如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適”这个名字，用了“適”而非“适”；我国古代活字印刷術的发明家“毕昇”这个名字，用了“昇”而非“升”；还有“曹叡 (睿)”、“程十髮 (发)”、“傅懋勣 (绩)”、“寇準 (准)”、“刘知幾 (几)”、“钱锺 (钟)书”、“翁同龢 (和)”、“魏徵 (征)”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内地民间书同文学術沙龙的论文集《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九辑也对部分文章试验使用和谐体排印。* □
